古老而跃动，您，是否累？

为您，我们用行走和思索，织起沿线城市和建筑史的纤索，

让您在秋寒里得呵护，让您在春暖中有缓舒……

台儿庄运河码头（摄于2003年）

无锡运河人家（摄于2004年）

临清牧羊人（摄于2003年）

高邮南门大街手工作坊（摄于2003年）

济宁顺河东大寺阿訇（摄于2009年）

2003年—2005年，陈薇教授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完成“元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城市与建筑研究”。

2013年，该成果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并称为三大国家基金，规格高，分量重，评选严，影响大，获资助的项目具有原创性和传承性，代表了当前我国出版、科学研究和文化建设的最高水平。

2014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由陈薇教授领衔撰写的学术著作《走在运河线上——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与建筑研究》。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大运河与城市”和“大运河与建筑”，首次将运河沿线城市与建筑放在特殊的地文大区进行深入和关联探讨，为城市史、建筑史、景观史、文化史、经济史、管理史研究起到补阙作用，也为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运河沿线历史城市和建筑保护，起到及时雨和筑平台的作用。参加研究和撰写的研究人员还有刘捷、申丽萍、沈旸、李国华、钟行明、赵林、王劲、焦泽阳、张剑葳。

《走在运河线上——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与建筑研究》上下册封面

2015年2月2日，《走在运河线上——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与建筑研究》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

2015年11月，《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委会特邀请该书的研究团队撰文介绍相关成果，具体内容包括陈薇教授特为本专辑撰写的研究和考察纪实，原书绪言“中心与边缘”以及由8位作者撰写的、加入他们最新思考的作品导读，让读者循着他们的思索和饱蘸深情的笔端，了解“走在运河线上”的学术之旅。

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与建筑研究和考察纪实

陈薇

如果说中国大运河具有伟岸的体魄和睿智的品性，那么，首先表现在它是人工和自然的结晶。通过开凿运河，江河湖海皆为我用，然后一段一段地联系起来，遂成大运河。我们开展的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和建筑研究工作，也分为好几段，而且贯彻始终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野外考察，所以谓之“走在运河线上——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和建筑研究”。

始识运河

1996年夏，我带领本科学生在中国古代运河边上的江苏高邮城测绘古建筑。高邮，这个因邮驿而得名的城市，在上世纪末仍民风淳朴、市民商贾频繁。每日往返于河、城之间的堤坝，脑中时常萦绕这样一个问题：运河与城市及建筑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这是我真切关注这个课题的开始。

       初探城市

    在此之前，相关的工作应该追溯到二十余年前，约1988至1994年，协助潘谷西教授完成《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卷）中的地方城市研究，因为时间背景是元明两朝，所以在撰写地方城市时，我必然想到三条线的城镇——沿长城、沿运河和沿海——两朝的诸多事件都离不开的区域。其中，《元明时期京杭大运河沿线集散中心城市》一文乃出于此。对于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也初步指导研究生完成有关高邮、扬州、无锡、北京城南等的几篇论文。

       申请课题

随着工作的开展，认识加深。应该说大运河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改变了中国，构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半壁江山。作为最重要的交通组成部分，大运河不仅是南粮北运的命脉、上传下达的通道，还是带动沿线城市和建筑变化发展的动因，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转型职能，即“眼光向下的革命”。城市生长和发展、建筑转型或新类型出现，较少受等级制左右，而呈现迅猛、多元化和融合的趋势，尤以商业为主导、漕运管辖为带动。这都是以往在建筑史学层面缺乏研究的。2002年我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开展“元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城市与建筑研究”，2003年获准。

全力工作

自2003年开始，我和我的研究生们一起展开这项庞大的工作。我初步确定的研究题目有会馆、驿站、乾隆行宫、与运河相关的各类型建筑、荣巷聚落等，而城市部分主要希望自己和一位年轻老师承担。2003年底，课题组7人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自南京而北行的沿线考察。2004年，几次出行，项目组4人进行了自南京向南的若干次沿线考察。经历了寒冬和酷暑，经受了凛冽冷风、沁骨冰雪和春雨微凉及夏阳当顶的洗礼，尤其是过程中的寻访、探究和体验及对沿线城市生活和建筑的认知，为后期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锻炼了一支研究队伍。2005年顺利结题，但研究并未止步，这个题目实际牵涉广泛，如何抓住核心，在史学层面层楼更上，始终萦绕于心。

深入探讨

从根本上说，大运河沿线城市与建筑发展，核心价值是跨越了传统南北的界限和概念，呈现政治、文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地文大区格局，在封建社会晚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对于整个运河的管理和技术支持也十分有效。因此，我又设置了一些比较宏观的题目，如文化交流、运河管理等。如此，“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股力量影响大运河沿线城市和建筑发展的真实历史面貌可以得到部分展示。而围绕“水”进行探讨更是该研究的特色，这也提供了打破传统的城市和建筑两种类型分野的研究思路，于是有了诸如从城市水系研究苏州园林、扬州园林、聊城、龙王庙等的选题。

扬州研究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工作交织最多的是关于扬州。扬州于整个大运河地位显赫，既是隋唐运河也是京杭大运河的中心，还是南北的分界。或许是前期研究工作的积累，也因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我们先后承担过扬州唐子城规划设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扬州城遗址（隋至宋）保护规划、扬州明清运河沿线概念城市设计、扬州南门博物馆规划和建筑设计、扬州宋大城北水门规划、大运河扬州段申遗保护规划等。这些实际工作使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运河城市的历史、文化、建设、工程、技术、考古，培养了不是从书本而是从实物连缀历史的想象和认知能力，十分重要。

国家项目

2006至2008年，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孟宪民先生举荐，我有幸参加清华大学毛锋教授主持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我负责的是“京杭大运河遗产历史文化与当代人居环境研究（以扬州为例）”的工作。从而有机会又带两名年轻学者随有水利专家、考古专家、文物专家、规划专家和建筑史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再次进行了沿运河的全线考察，尤其对于水利工程有了全新和深入的认识。2008至2011年，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配合“十二五”申遗进行的大运河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又再次进行了扬州段的水上和沿线考察。

可以说，如上各阶段的工作是研究开展的过程，也是认识运河的深入过程。《走在运河线上——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与建筑研究》已经问世，但这项研究并非尘埃落定，我最大的体会是“变化”二字。

一曰变化：大运河作为被研究主体的身份。中国大运河是有所特指的，在古代是国道；在现代是辅道，甚至是弃道；而在当今，它由“国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成为“国宝”——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身份在提高，它的价值被发掘，它蕴含的潜力也将得到发挥。

二曰变化：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和建筑的状态。中国近三十余年是国家改革开放、城市快速发展、建筑建设规模骤增的时期，作为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和建筑——那些曾经依托黄金水道快速发展、经济萧条又迅速衰败的物质载体，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尤其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稳定发展，一些运河城市也在复兴，造桥修路，建房扩城，也蔓延到大运河沿线，甚至在不了解大运河遗产价值的前提下大拆大建。十年前我们在聊城和临清拍摄的马车缓行逍遥的场景已不复存在，私家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并疾驰在大街小巷。因此，保护运河沿线历史城市和建筑的工作有待加强。

三曰变化：研究者数量迅速增长。由于大运河是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政治与经济、科技与文化蕴含其中的重要文明载体，一直有不同专业的学者致力研究，也是我们开展此工作的基础。不过自国家科技部将大运河纳入“十一五”科研项目、国家文物局将大运河作为“十二五”重点工作以来，研究者人数剧增并形成队伍，我们有机会领略和学习诸专业互通有无的业务切磋和进步，十分荣幸。

四曰变化：学术传统延续下新人成长壮大。本课题研究是我带领的学术团队——我和我培养的博士及硕士的共同工作，除了一起考察、研讨外，对于我来说，最醉心的是他们的成长和付诸的热情，以及通过此项工作对于运河相关的中国建筑史和历史文化及科技的研究执着。目前这支队伍中，已有4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课题，有4人成为副教授，其他学生目前也是各单位的领军人物或学者。

曾经的岁月也许通过考察的记录表、工作照、写真照等成为历史，出版的书也一定会随着新人的成长被重新改写。但是这份“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与建筑研究和考察纪实”，展现的对于大运河认识的深度、我们研究的宽度、对于建筑史补阙的思考，特别是各位考察中珍藏的照片、录音、录像、笔录和深刻记忆，将是读者和作者可以不断回味和拓展的。

敬请关注：《中国建筑文化遗产（16）》——《走在运河线上——大运河沿线历史城市与建筑研究》专辑

专辑主要内容：

陈  薇 | 绪言：中心与边缘

沈  旸 | 会馆三看：历史·城市·建筑

刘  捷 | 大运河的“收”与“藏”：钞关和转运仓建筑

申丽萍 | 乾隆南巡时期沿运河行宫建设研究

李国华 | 运河，城市兴衰的因果

赵  林 | 由南而北：建造技术因素对于大运河建筑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影响

钟行明 | 以智治水：南旺分水枢纽的管理运作

王  劲 | 透过城市水系读园林

张剑葳 | 运河与大都之源：白浮泉的建筑与景观史考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16）》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