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聚焦第10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 共话“文明进程与城乡规划”
10月27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主办，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桂林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城市与建筑遗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东南大学）联合承办的“第10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在桂林召开。
会议现场
城乡规划是复杂且综合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技术过程，与文明形态具有天然联系和内在耦合性。作为被中国科协列入《重要学术会议指南（2018）》城市规划领域的国内十项重要学术会议之一，第10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围绕“文明进程与城乡规划”主题，与会专家学者作精彩报告。
嘉宾合影
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李百浩主持开幕式。
陈学军副校长
曲长虹副秘书长
于小明副局长
韦伟院长
龙良初教授
董卫理事
桂林理工大学副校长陈学军，学会副秘书长曲长虹，桂林市规划局副局长于小明，广西城市规划协会副理事长、桂林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韦伟，桂林市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桂林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龙良初，学会理事、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卫致辞。
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李百浩宣布了第2届委员会组成名单，曲长虹副秘书长向新一届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委员们颁发了委员证书。
主旨报告
王鲁民：中国古代城市的“文教转向” 以明清扬州府城为中心
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文教建筑是中国传统城市中的重要建筑类型之一，是在科举教育、文化传播及社会教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物与构筑物，包括学宫、书院、文昌阁、魁星楼、文峰塔、惜字塔、祀祠、牌坊等。王鲁民教授以明清时期的赣州府城、长沙府城为例阐释了何谓“文教转向”，他指出，宋元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科考制度的体制化、地方官员的功利期望等因素，促成了地方对科考、文教的支持，与科考、社会教化相关的文教建筑在城市营建中得以蓬勃发展。这使得文教建筑在城市景观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在一些地方城市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不同于宋元以前的城市景观架构。
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成为南北河运、东西江运水路交通与漕运的总枢纽，经济与文化的高度发展及康乾南巡的政治机遇，推动了城市文教的昌盛，同时使得在城市景观风貌层面，呈现出了带有地方特色的浓厚文化氛围特征。
为此，王鲁民教授以扬州府城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文教转向”的具体表现。如学宫区位价值的提升与规模的扩大；以文昌阁与魁星楼为代表的科举祭祀设施的增建；教化设施的增建，如寓意多中科举的文峰塔、表彰科举教化的牌坊和“尊贤、报功、崇道”的祀祠；书院数量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书局和藏书楼的增建。
王鲁民教授指出，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些文教建筑在城市空间和景观格局中占统领地位，并且经过刻意设计，与水路及街巷紧密结合，突破城墙的局限，有意迎合乾隆南巡线路，形成了“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景。他强调，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地方城市的“文教转向”与其他文化比较具有重要特色，对于现代城市文化气质的营造不失为一种启示。
龙良初：文明进程中山水优先的桂林城市规划思考
桂林市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桂林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龙良初教授从城市定性、城市格局、城市风貌三个方面研究文明进程中山水优先的桂林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自然山水孕育了桂林城市文明。“城在景中，景在城中，城景交融”是桂林城市的基本格局，也是桂林城市规划的基点。
从城市定性方面来看，龙良初教授分别介绍了清代以前、民国时期和建国以后三个主要阶段的桂林城市定性。其中，《桂林城市总体规划（1985-2000）》第一次确定桂林市的城市性质为风景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再桂林城市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城市格局方面来看，龙良初教授分别讲述了桂林不同时期的历史轴线、各个发展阶段的城市发展方向、城市水系的延续和发展，以及城市格局的主要特征。龙教授表示，规划的实施有时要经历漫长的历程，例如历时20余年，多次确定的桂林城市向西发展的规划才终于得以实施。桂林“山、丘、峰、景”的总体生态格局、古城居中、双环城市骨架、两江四湖三楔共同构建了桂林的山水城格局特征。
从城市风貌方面来看，龙良初教授分别展现了城市风貌研究和探索的三个主要内容，以及各时期城市风貌主要特征。桂林在历经建国以后持续的城市规划研究和探索，在山水城城市模式和建筑地方特色两个方面取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阶段性成果，结合当今城市发展的新思想，积极探索桂林山水城市的再保持与再创造，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内涵。
龙良初教授强调，山水是主角，建筑是配角。桂林作为国际性风景旅游城市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山水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机融合的城市空间，并贯穿了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形成了独特的山水城城市格局和特色。最后，龙教授向曾经和至今默默地为文明进程中桂林城市规划研究探索的规划师和建筑师们致敬。
Jean Hillier：历史遇到理论：以文化遗产规划为例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教授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曹康代表Jean Hillier教授作报告。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曹康
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的城市往往是有着早期形态的复杂场所，规划历史在城市形态中表现为遗产。遗产已成为地方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历史地段往往被看成是城市的经济支柱。
Jean Hillier教授以其独特的视角阐释了文化遗产的概念，以大同、云南、北京、喀什等地为案例讨论了理论和实践中物质权力，共识、冲突和公众参与的作用，真实性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其中，Jean Hillier教授指出中西方对“真实性”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她对真实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她指出，中国拆除了很多真的古建筑而复建了很多所谓的古建筑，对此，她不断地在拷问中国以遗产为导向的城市复兴是否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和更新，或者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破坏了真正的遗产？中国是否应该有一个特定的对遗产真实性的解释？历史意义或历史价值包含什么？是为了谁？人们今天或之前（原来）对地方/建筑物的使用中谁的价值更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历史城市景观（HUL）的指南建议决策应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从而能达成共识。但谁参与其中以及谁来执行？
最后，Jean Hillier教授总结道，遗产成为在未来导向的轨迹中的一种具有表现能力的能动者，它超越了对过去路径的依赖，因此，没有什么场所是与任何特定的过去密不可分的。她明确表示不赞同大同的的建设方式，也不赞同在遗产场所在地构建购物商场。她指出，遗产规划具有保持供需平衡、生产与过程平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平衡，以及本地居民和外来专家和谐的任务，这与其他规划不同。她认为，制度约束也许会让规划更难于与理论的发展相一致，但大学课程可以教年轻的规划者们尽可能地去尝试。
谭纵波：城市规划的“体”与“用”——致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
学会理事、清华大学教授
谭纵波教授以文明进程的视角，层层递进地分享了他对城市规划的“体”与“用”之思考。在谭纵波教授看来，究竟什么是城市规划的“用”与“体”呢？他首先提出，文明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近代之后向文明迈进的过程中，“现代化”成为了首要任务之一。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讲规则，而城市规划恰恰是建立和执行规则的工具。从“自强运动”开始标榜“中体西用”，到现代城市规划的工程技术属性，“现代化”可以作为讨论文明与城市规划这一宏大叙事的一个视角。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军事装备、基础设施、城市等物质环境改善，即为“用”；社会改良与制度建设等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型，即为“体”。
谭纵波教授指出，城市规划轻“体”重“用”。我们被快速城镇化推着走，没有停下来思考的时间，我们的规划是以建设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原本可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协调各方矛盾，扮演裁判的角色，但现在反而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城市规划在“背锅”。一方面，把城市出现问题，如“城市病”等，归因到城市规划的这种说法太片面，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规划太注重技术，却没有更深层的思考。正如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所言，“一流的规划实践，二手的规划理论。” 事实上，“中体西用”思想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受挫的史实，从某种程度上隐喻了当代工程技术导向城市规划的未来。
谭纵波教授对城市规划的“体”进行了归纳，他认为，城市规划之“体”拥有如下特征：从属于社会经济体制，开放的内外部环境，形成基本价值判断共识，实现基本价值判断的路径，拥有首尾一致可验证的逻辑链，上述过程中原生的理论。谭纵波教授强调，首先我们要承认城市规划在文明发展现阶段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要承认城市规划的价值和局限性。面向未来城市化的“下半场”，有必要从现代化的视角来讨论迄今为止城市规划的缺失内容以及未来走向。最后，他指出城市规划的现代化目标有3点：1.明晰的产权；2.公共干预；3.专业化集团。谭纵波教授认为，城市规划的现实路线，既要延续“用”的财富创造价值，又要开拓“体”的引领作用。首尾一贯“体”、“用”一致的规划体系，是我们从业人员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王红扬：文明的去魅、复魅与城乡规划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将城乡规划置于文明进程中一直被认为是高贵的、宏大叙事的，而王红扬教授指出，要对“文明”进行去魅，“文明”提供了一个回归本原、回归朴素、从深度上回归城乡规划的“整体”的机会。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存于文明的范式及其问题。文明进步的关键就是跳出范式，那么如何跳出范式呢？
王红扬教授通过不断追问“文明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分析“原子主义及其文明”与“整体主义及其文明”的逻辑关系，指出，必须跳出“局部”，走向“整体”。不必再自困于各种既有范式，一切首先是为了摆脱它们。规划应成为统筹经济、社会、生态与空间改革创新发展的关键整体性局部，规划工作的核心在于重建有机整体性，规划学科应是以物质空间为基点的方法论科学，规划师应成为描绘经济、社会、生态与空间发展最优整体性蓝图的整体主义艺术家。
王红扬教授强调，社会发展的困局，最终不是源于某个或某几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源于“整体性”困局，即所有局部陷入相互牵制制约的“死循环”。但其中存在一个根本的整体性局部：思维的原子化、局部化、范式化。一切的中心是人的主观，是人的思维。思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能否理解基于主观而来的无穷的关系性、一致性、复杂性以及所有这一切的整体“网络”性的规律，一切“点”式答案的本质都是误解，所以，现代的根本不是宗教、不是体制、不是机械科学，而是思想者的突破。
最后，王红扬教授总结指出，能否自觉回归文明直至文明基础范式的深度，准确把握住文明基础范式并审视和突破其问题，是包括城乡规划在内，一切文明发展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几乎被忽略，在于一般现状思维本身就建筑于现有文明范式之上，后者又恰恰是一套让自身逃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明范式。要跨越原子主义文明，迈向整体主义文明。
精彩的主旨报告结束后，点评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田银生教授分别对每位报告人的报告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点评与分析。
27日下午，与会专家与青年学子们围绕“城市空间形态研究、跨界规划研究与实践、古代文明与规划、近代文明与城乡规划、文明视角下的规划理论”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学会理事、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主任委员董卫，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王鲁民，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委员、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长三角分院研究员级高级城市规划师相秉军等专家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28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田银生教授，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城乡规划设计院欧阳东，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陈林、黄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孙诗萌、桂林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丁玲，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浩，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侯丽，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吴宇江，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秘书长、王兴平10位专家学者分享了广州、桂林、广西、台北等地的传统文化、传统建筑、传统城市形态的案例，从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两个维度，研究文明变迁视野下城乡规划的历史向度、现实观照、理论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