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聚焦“全球化视野下的规划历史与理论”，首届国际规划历史与理论论坛成功举办
11月10日，首届国际规划历史与理论论坛在南京开幕。论坛以“全球化视野下的规划历史与理论” 为主题，旨在为中外学者提供交流合作的开放平台，为创新国际视野下的跨学科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中国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留下了诸多优秀的城市规划遗产。19世纪中叶后，中国城市及其城市规划开始了近代化转型，尤其是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积累了许多独特的经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城市及其城市规划的关注领域将会更为广阔、更为长远和深入，这就需要更为坚实可靠的国际合作基础、文化理解和合作机制。
首届国际规划历史与理论论坛于2019年11月10日南京东南大学顺利召开。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联合主办，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东南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亚洲遗产管理学会进行学术支持。本次论坛以“全球化视野下的规划历史与理论” 为主题，旨在为中外学者提供交流合作的开放平台，为创新国际视野下的跨学科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开 幕 式
主持人：李百浩
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东南大学教授
开幕式由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东南大学李百浩教授主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教授，院长张彤教授，国际规划史学会主席、南澳大学克里斯汀·加诺特/Christine Garnaut副教授，学委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董卫教授分别致辞。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石楠教授，张彤教授，克里斯汀·加诺特/Christine Garnaut副教授，董卫教授
石楠秘书长在致辞中，代表学会对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石楠秘书长对往昔场景记忆犹新，十年前，首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在东南大学举办，标志着中国的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巧合的是，首届国际规划历史与理论论坛举办的场所与十年前的研讨会竟然是在一个报告厅内进行。他希望本次论坛能作为一个新起点，使国内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再接再厉，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际规划史学会主席克里斯汀·加诺特副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会议主办方的感谢。她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上的中国规划史研究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应该加强国际交流，不同文化之间应当加强理解。她代表国际规划史学会表达了希望与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加强合作的意图。
报 告 环 节
报告环节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规划历史与理论学者的9场精彩演讲组成。副院长、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秘书长江泓副教授，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秘书长曹康副教授、王兴平教授，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委员赵志庆教授分别担任主持人。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江泓副教授，赵志庆教授，曹康副教授，王兴平教授
安吉莉可·切提帕拉姆/Angelique Chettiparamb：规划认识论/Epistemologies of Planning
英国雷丁大学教授、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秘书长、《规划理论/Planning Theory》期刊主编
安吉莉可·切提帕拉姆教授对传统规划范式提出了质疑，将复杂性理论引入新的规划认识论中。
安吉莉可·切提帕拉姆教授指出，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范式来自于自然科学，是在牛顿范式之下发展的，其主要特点是定律决定论，认为客观世界是被定律所决定与控制的，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寻找规律，消除不可控的偶然性。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量子力学、气象学等领域的不可预测性催生了复杂性理论，牛顿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社会科学理论的范式在核心理论的转向、传统理论的创新、传统理论的解构等动力之下面临着重构。
安吉莉可·切提帕拉姆教授强调，在这种条件之下，作为社会科学的规划学科也应该开始转换范式。牛顿范式之下的规划认知中追求完美的治理社会规则的传统认识论已瓦解。为了更科学合理地进行规划实践和规划研究，她提出应当在规划认知论中引入复杂性理论，在此条件下规划本身在发生着转变，从“给人民规划”到“同人民规划”，最终向“由人民规划”转变。
克里斯汀·加诺特：南澳大利亚州的国际规划理念与规划遗产/International planning ideas and planning heritage in South Australia, Australia
南澳大利亚大学艺术、建筑和设计学院副教授，国际规划史学会（IPHS）主席
克里斯汀·加诺特副教授介绍了南澳大利亚州的规划思想的演变以及历史上不同时期国际规划思想在南澳大利亚州的应用。
克里斯汀·加诺特副教授指出，南澳大利亚州作为一个“自由的殖民地”，其建立和建设是在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提出的“系统殖民”理论框架之下，形成了具有特点的城市空间结构。在此基础之上，在其首府阿德莱德的不同时期的规划，虽然吸收了同时期世界上现今的规划思想和理念，但一直延续和发展了这一空间结构，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城市布局，在规划史研究意义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阿德莱德公园用地和城市布局已经列入澳大利亚国家遗产名录，也是第一个作为规划遗产列入官方遗产名录的项目。
她强调了规划遗产视角对于规划史的研究价值，并且指出规划遗产与传统意义上的建筑遗产不同，但同时规划遗产也需要建立在城市居民对于规划形成的城市特色的认同之上。
雅克·莱德/ Jacques P. Leider：妙乌古城与阿拉坎王权——一个边缘化的王国政治史研究/ The city of Mrauk U and the kingship of Arakan – Political history of a kingdom at the margins
法国远东学院曼谷中心主任和仰光中心主任
雅克·莱德主任详细介绍了一个目前尚处于研究空白的古代缅甸王权——阿拉坎王权的发展及衰败的历史过程。
阿拉坎王权建立在若开山脉以西即现在的若开邦区域，其首都就是现在留存下来的妙乌古城。雅克·莱德主任详细讲述了阿拉坎王权从开始的聚落形态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其最繁盛时期长期控制现在仍是沿海贸易地的吉大港，使得其拥有大量资金修筑自己的首都妙乌古城，后来该王权因为政治、经济、资源、人口等诸多因素逐渐衰败，最终被缅甸王朝入侵而覆灭。
董卫：佛教文化背景下的缅甸古都历史研究——以妙乌和因瓦为例
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主任委员、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资源管理教席、《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丛书主编
董卫教授强调，在南亚国家即将开始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对历史城市进行研究和提出总体的保护框架刻不容缓，强调了采取城市系统整体研究模式的重要性，以大河流域为单元来对历史城市进行分类，这种研究方式可以更加清晰完整地呈现城市历史脉络，建立一种亚洲城市网络的概念。他指出亚洲城市的发展，受到不同文明与宗教的影响，不同文化间呈现一种融合共存的平和状态，是一种“文明互鉴”的状态。研究亚洲的城市，需要建立一种亚洲城市的历史观。
最后，董卫教授以他最近的研究保护工作为例进行了分析。从城市群的研究视角出发，首先关注曼德勒古都群和阿拉干都城群，再逐步聚焦到因瓦古城与妙乌古城，找寻古城之间的文化联系，进而研究古城的格局特征，探寻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约翰·戈尔德/John R. Gold：遗产问题：构建关于体育和文化重大事件成果的话语框架/A question of legacy: framing the discourse about sporting and cultural megaevent outcomes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规划视角/Planning Perspectives》期刊主编
约翰·戈尔德教授通过对《规划视角》投稿论文的分析指出，目前规划史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靠经验推动，普遍缺少理论框架。他用“遗产”的概念解读城市重要事件，关注城市“大型文化体育活动”，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框架。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城市大型活动能为城市留下广义的“遗产”，但是关于这种“遗产”的思考直到2002年左右才开始迅速展开。目前遗产概念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量化描述：有形/无形，有规划的/无规划的，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约翰·戈尔德教授以奥运会中的遗产思维为对象，批判性地评价了其根源和早期发展。对词语的含义进行系统化地挖掘的原因是有目的性的，是因为它符合当时主要行动者的意识形态偏好。
最后，约翰·戈尔德教授以遗产的话语框架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这一案例进行研究，阐释了与其他研究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因此，规划史研究需要更加注重理论框架的架构，才能应对多元化的现状，并使研究结论更加普遍化。
李百浩：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概念演变
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教授，《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丛书执行主编
李百浩教授从寻找古代与当代的“城市规划”相对应的术语入手，系统地阐释了“城市规划”概念在历史上的演化，以及这种演化背后的原因。通过整理中国近代规划史料，找出“city planning”的对应词汇，查询相当于“city”与 “planning”词汇在古代汉语中出现的时代、用法和含义，提出相当于现代的“city planning”的古代词语组合是“城市规画”或“都市规画”。根据近代出现大量与“city planning”相对应的用语，总结其在近现代的汉译及使用频率与语义，寻找城市规划概念的变化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进一步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城市规划这一新学科的认识和理解。
李百浩教授指出，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中国城市概念转化的趋势是“城市→都市→城市→城市+都市”，规划概念的演变是“规画→计划→规划”。
最后，李百浩教授结合中国历史思维与现有的规划体系，提出要加强“都市规画”层次的研究。
李浩：中国城市规划的现代转向（1950年代）
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李浩教授系统地阐释了在1950年代中国城市规划实现从近代向现代转向的过程、机制与特点，以及其对于后续城市规划事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1950年代的城市规划活动从之前由少数精英参与的相对专门化的技术工作，转变为各方面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转向过程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包括国家规划系统、城市规划法规和各项制度以及城市规划学科在内的城市规划体系得以初步建立。
推动中国城市规划现代转向的深层机制，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政治方向的明确、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方针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此背景下，中国城市规划转向了对苏联城市规划理论的全面学习借鉴，以及与国民经济计划的密切配合，最显著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城市规划思想观念的明确。
李浩教授指出，中国城市规划现代转向的历史过程，有三方面的重要特点：首先是思想的裂变与延续并存；其次是在学习借鉴苏联城市规划思想理论过程中实现跨越；最后是作为外部舶来思想的城市规划理论影响系统演进的稳定性。
最后李浩教授阐述道，中国1950年代城市规划转向对规划事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奠基作用。不仅创造了独立的制度和体系，创造了大批精品规划范本项目，还产生了一批具有实战能力的规划师，并且为其未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积极的配套服务。
王鲁民：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系统的控制
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大学教授
王鲁民教授基于大汶口尉迟寺遗址的考古资料，提出尉迟寺遗址实际上是一个聚落中心、并且已经存在一个覆盖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更广域范围的聚落体系的猜想。
王鲁民教授通过尉迟寺的建筑遗址及其他考古遗存，论证了其本来面目并非一个普通的村落，而是一个带有典型“明堂”布局特征的祭祀中心，是一个区域的中心。
王鲁民教授进而还原了一个更加广域范围的聚落系统。通过比较其余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设壕遗址，他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存在一个晚装的聚落系统，以尧王城为更高级别的中心，对聚落系统的控制，包括次级聚落中心的选址，很可能存在“自上而下”的管控。
最后，王鲁民教授提出：距今4800年左右，在黄河下游地区，已经存在一个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由统一权力控制的、涉及地域广阔的、具有确切空间控制目标的聚落系统。似乎可以认为这里已经存在着“王畿—方国”的结构，其采用的管控系统中的很多内容，和现代语境下的“规划”有诸多相似之处。
武廷海：中国古代城市之规画
学会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
武廷海教授基于个人的学术探索，举例说明中国传统相地营城中的规画经验，探寻中国古代城市规画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武廷海教授指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在中国历史上多使用更为广义的“规画”二字，并非“规划”一词，顾名思义，就是用“规”来“画”城。根据史料记载和合理推测，反推用“规”来“画”城的过程和平面布局框架，将得出的“规划图”与实际“竣工图”进行比较，发掘和总结中国古代城市规画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武廷海教授以隋大兴城、东晋建康城、秦始皇帝陵为例，还原了一套古代城市的“规画”过程，进而提出了中国古代城市“规画”的特征：注重城市及其周边的整体规划与设计、规划结合自然，基于自然，高于自然。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城市规划史研究展现出大视野、大历史的特征。他强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全球化视野下的比较与融通，以比较的视角，关注世界性的区域文化互动、融合及其差异的动因和影响。
讨 论 环 节
报告环节之后，与会专家学者针对全球化时代下中国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如何与世界接轨、加强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认为将历史与理论联系起来思考规划研究至关重要。
面对全球化的局面，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态度，国际舞台之上，语言的隔阂背后的文化的隔阂，这就更需要加强交流和理解，避免继续出现文化的误读。全球化时代之下，打开视野才能发现更多的研究角度与方向，吸收外来的和历史的研究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对中国与西方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本次论坛为中外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专家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将国际规划历史与理论领域的最新关注点引入了中国，同时展现了中国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近年来的研究氛围与成果。期待本次论坛能作为一个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新起点，更好地为构建新的空间规划体系下的规划理论发挥作用。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城市规划”
